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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人肉窃听器

时间:2013-10-29栏目:中国历史故事

  明朝人肉窃听器
  
  一
  
  明初有两个官员,都姓宋:宋濂、宋讷。两人年龄差不多,宋濂生于1310年,宋讷生于1311年。明洪武年间,宋濂被任命为修编《元史》的总裁官,宋讷则当上国子监祭酒(类似于京师大学校长)。
  
  这一日,宋濂大概遇上了开心事,叫了几个删友宴乐饮酒,喝得很HIGH,不过宋濂为人谨慎,酒喝高了也从不说胡话;宋讷则碰到一件闹心的事情:他的一件荼器被国子监几个学生撞倒、跌碎了。可能茶器比较宝贵,宋讷很生气。(《明史》中这两件事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天,出于叙事的趣味,我们放在一起说。)
  
  第二天上朝。朱元璋笑眯眯问宋濂:“宋爱卿,你昨天是不是喝酒、喝高了?”宋濂不敢隐瞒,说:“是的,陛下。”朱元璋又问:“坐客为谁?馔何物?”宋濂都照实回答。老朱听了很高兴,说道:“诚然,卿不欺朕。”宋濂吓得出了一身冷汗,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欺骗皇上。
  
  原来,皇帝早已“密使人侦视”,暗中派了情报人员盯着宋濂,将宋濂请客饮酒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如果宋濂刚才说的有一句假话,立即就犯了欺君之罪,保不准会被老朱砍了脑袋。当时被朱元璋砍脑袋的大臣不知有多少了。
  
  有一段时间,正是“严打”风头,大臣每日上朝前,都要跟妻儿告别,交待下后事,以免上朝后被皇帝寻着什么理由抓起来,连个遗言都来不及留下。
  
  朱元璋又笑眯眯地问宋讷:“宋爱卿,昨天你又为什么生气啊?”宋讷心里暗惊,老老实实回答:“昨天学生打碎了一个茶器,我心中惭愧教导无方,所以生了闷气。陛下何自知之?”老朱回手一招,叫太监给了宋讷一幅图画,画的正是宋祭酒,“危坐,有怒色”。宋讷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。原来,朱元璋暗中安排了擅长速写的特务监视宋讷,特务将宋讷生气的形态都活灵活现给绘制下来,呈交皇帝。
  
  这两件事,显示了明代窃听系统的发达,当时可能每个大臣的身边,都有卧底或者暗中埋伏的情报人员监视着。朱元璋生性多疑,对治下的官吏军民极不放心,安插了众多监视的耳目。这些密探并不隶属于政府,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,每日他们监听到的大臣动向包括私生活情况,都要汇报给皇帝。
  
  二
  
  布控耳目、监视臣民并不是朱元璋的独创。中国历史上战争频繁,政治斗争层出不穷,出于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之需要,很早就出现了负责窃听的情报人员,如我们熟悉的“四大美人”,其中就有两个是情报人员:西施是越国安插在吴王夫差身边的间谍;貂蝉是王允安排在董卓与吕布身边的间谍。
  
  战国时期,各国征战不休,间谍组织更是少不了,《六韬》中便记载了中国古老的间谍组织:“耳目七人,主往来听言视变,揽四方之事,军中之情;羽翼四人,主扬名誉,震远方,摇动四境,以弱敌心;游士八人,主伺奸侯变,开阖人情,观敌之意,以为间谍。”
  
  秦代之后,历朝都设有为政府服务的情报机构或情报人员,负责监听敌人的军事举动与臣民的隐情。如汉代的“直指绣衣使者”,便握有监察大小官员和王公贵戚违制行为的大权,必要时还有权调动军队、诛杀官员。唐代时,武则天在内廷“丽景门”内置立制狱,令来俊臣等酷吏审理案件,凡入丽景门者,百不全一,时人称丽景门为“例竟门”,意思是说这个鬼门关进去了就出不来。“例竟门”也具有监听群臣的功能,来俊臣还著有一册《罗织经》,便是一部“特务行动指南”。宋代的“皇城司”也负有特务职能,史载“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”,监视官民动向,不过皇城司的规模有限,且宋代皇帝“虑其恐喝骚扰”,对其权力也作了限制,并没有执法权。
  
  到了明王朝,特务系统与窃听网络才突然变得高度发达起来。朱元璋先是设立“检校”,类似于秘密警察,由亲信文武官员充任,“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,无不奏闻”。随后又成立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——俗称“锦衣卫”的“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”,赋予其侦察、逮捕、审问官民的大权。锦衣卫直接效忠于皇帝、独立于政府,首领为“都指挥使”,下设“指挥同知”二人,“指挥佥事”二人,“镇抚使”二人,“千户”十四人,下面又设副千户、百户、试百户、总旗、小旗等若干头目;再下面就是普通的锦衣卫密探,叫做“力士”、“校尉”。鼎盛时期,锦衣卫密探多达五六万人,耳目遍布天下,乃至“街涂沟洫”都有锦衣卫布控。监视宋濂与宋讷的,大概就是锦衣卫密探或检校。
  
  朱元璋布下的窃听系统,几乎是无孔不入的。明初有个叫做钱宰的老臣,被皇帝安排去编辑《孟子节文》,因为工作辛苦,钱宰吟了一首诗,发点小牢骚:“四鼓咚咚起着衣,午门朝见尚嫌迟,何时得遂田园乐,睡到人间饭熟时。”次日,钱宰上朝,朱元璋便笑眯眯对他说:“钱爱卿,你昨天作的好诗啊。不过朕没有嫌你迟到,改成‘午门朝见尚忧迟’如何?”钱宰吓得屁滚尿流,拼命磕头谢罪。朱元璋大度地说:“朕今放汝去,好好熟睡矣。”
  
  三
  
  朱元璋创设的锦衣卫特务系统已经十分庞大,但他的子孙还不放心,又相继设立几套窃听网络: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(1420)设置“东缉事厂”(俗称东厂);明宪宗朱见深又于成化十三年(1477)在东厂之外增设西厂;明武宗时,大宦官刘瑾专权,又设“大内办事厂”(内厂)。三厂均由宦官统率。西厂与内厂时设时废,东厂则几乎伴随整个明王朝。
  
  锦衣卫的情报网络已是非常发达,三厂的监视技术更可以用“恐怖”形容。据《明史》记载,明熹宗时,太监魏忠贤提督东厂,“民间偶语,或触忠贤,辄被擒戮,甚至剥皮刲舌”。民间偶语,东厂立即便能知悉,仿佛人人身边都被安置了窃听器。
  
  曾经有五个人,客居京城,一日在旅店喝酒,酒至酣处,其中一人说:“魏忠贤这个阉人,快要倒台了。”其他四人大惊,叫他千万别乱嚼舌头。先前这人借着酒劲,说:“切,魏忠贤虽横,但现在他又不在这里,难道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?我怕什么?”不久酒席就散了,五人回房休息。睡到半夜,忽然房门被踢开,一伙人执着火把闯进来,一个个照着脸看,然后将五人全部抓走。来人正是东厂密探,五人被抓到东厂刑场内,那个骂了魏公公的家伙被剥光衣服,手足钉在门板上。魏忠贤笑眯眯对他说:“你不是说我不能剥你的皮吗?我试试能不能剥。”命人将滚烫的沥青浇遍那人全身,待凝固后再用刀割椎敲,竟将整张人皮剥了下来,惨不忍睹。其余四人吓得快要死过去了,魏忠贤却“每人赏五金压惊”,放了他们(事见明末笔记《幸存录》)。
  
  魏忠贤这么发达的监听技术,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人肉情报网络之上的。东厂设提督一名,为最高领导,下面又设一名“千户”,一名“百户”,若干名“掌班”、“领班”、“司房”,各司其职。具体负责侦缉、窃听的秘密警察叫做“番子”,“番子”头目叫“档头”。“档头”还雇佣了一大批市井流氓充当线人,称为“打桩”。“打桩”每探听到一事,便密告“档头”,“档头”再视事情大小轻重付给酬金;“番子”也每天潜伏于市井酒肆、大街小巷,甚至在远州僻壤也出现“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”,即东厂的探子。王公大臣、公主驸马的宅第,均有东厂的“人肉窃听器”,如朱棣篡位后,“尝夜遣小中官(太监)潜入殷第(指驸马府),察之”。
  
  在电子监视技术发明之前,朱明王朝可谓将“人肉窃听术”发挥到极致,其发达程度,恐怕有些近代国家也要自叹不如。当然,现代科技的发展,更是为国家监控国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,每个人都可能生活在无处不在的“天网”之下。这种情况下,出现爱德华·斯诺登这样的“背叛者”,便显得特别可贵。
  
  (摘自《南都周刊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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